浙京大型悲情京剧《大面》入选参演国家文化旅游部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发布时间:2018-09-10 发布来源:浙江京剧团 浏览次数:2126
最近,第五届中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国内外入选剧目揭晓,浙江京剧团创演的大型悲情京剧《大面》在全国申报的80多台剧目中获得了评选组的亲睐,顺利入选参演艺术节。第五届中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经中央批准设立,由国家文化旅游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陕西省文化厅承办,全国相关省份的文化厅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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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下京剧舞台上少有的大武生戏,《大面》不同于当下京昆舞台流行的生旦合作模式,而是以京昆大武生为真正主角。《大面》也不同于当下京剧表演过分突出唱功的演出方式,而是以大武生唱念做打兼容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表达情感。同时由于作品在技艺的背后凝聚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也使得这部作品因为文学性的突出而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戏剧性。这些在当下戏剧的创作中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大武生生本戏:京剧精神的再现
《大面》是当下舞台上少见的大武生戏,更是少见的生本戏。武戏的衰落与振兴是近年来京剧界热门的话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武戏衰落背后艺术与时代更替的原因,即使仅仅将武戏作为一种表演传统来看待,那么没有以大武生为主角的戏,没有以武生行为中心行当的戏,何谈“振兴”?
京昆舞台上,缠绵悱恻的文戏长久以来是舞台的主流。生旦合作的模式并不包括武生在内,而是指老生和小生与青衣花旦的合作。这种模式是从四大名旦开创了京剧全盛时期以后就一直存在的,是京剧最常见的演出形态。而武生行,从杨小楼挑班之后,日渐作为单纯的表演技艺和生旦戏的“陪衬”而存在,《三岔口》等武戏是出国演出的大轴,但那多少带有因跨文化的障碍而单纯展示技艺的意味,且不是国内演出的常态。武戏——杨小楼和盖叫天时代开创的精神江河日下,辉煌难再。
《大面》的出现,在这点上,是意义非常的,标志了武生为主角和被遗忘的武戏以及武戏精神的回归,武戏的精神是阳刚与豪雄之气,是复兴与振奋之气,是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追求的。《大面》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超过了作品的本身,京剧武戏重回视野,打破了文戏一花独秀的演出格局,打破生旦合作的既定模式。
但,就是这样一出难得的大武生生本戏,翁国生在《大面》中的表演却并不容易。这个不易并不属于武戏表演的“艰难”,那不是翁国生这个层次的演员需要面对的问题。兰陵王是京剧舞台上前所未有的人物,而且剧本提供的是一个前半部阴柔旖旎,后半部暴虐撕裂这样一个充满了弗洛伊德意味的复杂人物。这不仅不是区别于穿长袍的武老生的武生戏,更是一段穿裙子要舞蹈的武生戏。前面要呈现出阴柔妖媚的一面,后面则要展现出阳刚之气,这对演员的塑造能力是太大的挑战。
我们看到翁国生在唱念做打上全部都打通了行当界限。武戏的基本的技艺展示并不是重点,当然“戏必有技”“戏要有技”,所以出手功、翎子功、后趟海变身僵尸等翻打毯子功……这些一个都不少。但武生不是卖旋子,不是撇子,技艺要有情感才有戏。《大面》里不缺少这些向传统致敬的技艺,但仅靠这些,是立不起来一个兰陵王的。以兰陵王为主,那就必须站在大武生的基础上再跳出大武生的束缚,打开程式的枷锁。
我们看到类似舞蹈形体的表演处理方式,兰陵王神武宫献舞时的长水袖抛耍和旋舞身段、后半场“大面之魂”所展现的在火光中涅槃的翻滚……,这样的处理很有可能不被老戏迷接受,因为看上去像舞蹈,因为很多身段并不在锣鼓经里,因为似乎京剧里前所未有。但这恰恰是表演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即使是舞蹈,也不应该是被诟病的所在,因为如果京剧里能吸收当下最好的舞蹈,那恰恰是成功,因为梅兰芳在天女散花的时代里就曾经将当时最好的舞蹈融入他的表演中。何况,戏曲舞台上形体的舒展并不能以舞蹈一言蔽之。戏曲的舞蹈是要高度意象化的,意味感非常强的,也可以说是必须加以程式化的,但其实也是不要拘泥于全部程式化的。
如果人物和情境需要这种形体,其存在就不仅仅是合理的,更是有意义的。一切都要放在兰陵王这个人身上看,而兰陵王不需要为保守主义的表演美学代言,那么兰陵王需要不需要这种“打通”和“打破”?回答是:需要。这种打破行当和程式的表演,其丰富性是传统性不能够给予的,翁的表演完全具有现代表演形态的意味感,是京剧武生表演美学的一次拓展。
一位演员需要代表作,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为代表作呢?《铁公鸡》演多少年也不可能成为代表作,只有彰显个性和价值的东西,才能赢得真正的瞩目。艺术家有时需要一意孤行。而其实这种打通和打破的精神,一直以来就是京剧所有的。京剧在发展中要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个性化的转变,《大面》确实能给予启示和借鉴,对京剧行当的均衡、对于京剧表演美学的推进,对于现代形态的转变,都具有启示的意义。
文学的“在场” 重焕京剧精神
《大面》,不缺少优秀的表演,而所有的表演,都应该从文学中生长出来。
《大面》是一出不用痛哭来表达悲伤的戏。高兴可以笑,但是悲伤却不一定哭。笑,要写在脸上,哭,只能刻在心里。脸和内心不一致,这才是人,而不是猴。《大面》中的兰陵王就是要写出和演出这样的感觉。从9岁的孩童开始写起,弗洛伊德式的笔触深入了一个男孩心灵的成长史,伟岸的父亲倒下,美丽的娘亲改嫁,从此他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事。变成女人是伪装,也是沉沦,是无可奈何,也是最深沉的迷惑……,直到遇到郑儿,一个脆生生俏伶伶的女孩子像穿过乌云的阳光一样苏醒了他的性别意识。郑儿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但这段爱情戏写得很美。我们不必纠结于解释为什么一个姑娘会去喜欢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因为爱情不是寻找完美,而是用完美的眼光去看那个不完美的人,我倒觉得这不是问题。可郑儿的青春烂漫至多不过是兰陵王眼中的刹那芳颜,他身份的背后还有一层国仇家恨和杀父夺母,要完成救赎,还必须杀出一条荆棘血路,隐忍、压抑、孤独、沉沦、苏醒、变态、狂暴……这些全部构成兰陵王这个人物性情美感的来源。
其实,罗怀臻并不是真的要特意在话剧《兰陵王》和京剧《大面》里去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想要给你看一段饱受煎熬的情怀。我们不必纠结于主人公之间为什么爱上,为什么转变又为什么如何。讲故事如果想让人哭,但并不必在重重的冲突中瓦解到泪崩的那个点,而是让你知道就好,回味见分晓。如果想看一个有头有尾的,毫无逻辑缺失感的故事,那就浪费了罗怀臻三个字。
罗怀臻的剧作从来不缺少现代意识和戏剧的文学性。纵观他的作品,有很有意思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男性视角下的各种女性的故事,班昭、董小宛、刘兰芝……,而另一部分则与之相反,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写的和演的都是男人的戏,金龙与蜉蝣、伍子胥、楚霸王项羽、兰陵王……这些人物内在的共性,都是刚劲豪雄,但同时也总有挥之不去的压抑感。那种隐忍得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那种经历了穷途末路的悲凉,经历了最亲密的背叛,那种人生旷野禹禹独行的坚韧和压抑,是他笔下这些男性的英雄人物的共性,也正是因为这些共性构成了戏剧的悲剧人格,也凸显了戏剧精神的壮美。
《大面》和《兰陵王》也正是这样的一出戏剧,兰陵王俊美的外表下写满了隐忍、伪饰、仇恨和耻辱,这些再次构成了罗怀臻笔下男性人物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以一颗勇敢的心找回自我,带着被现实无情打湿透的肉体要浴血重生,如果这仅仅是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那又简单化地理解了剧作后半部分嗜血狂魔化的情节走向。
我更加倾向于去做这样的解读,强悍其实与脆弱永远相伴,杀戮的本性是要补偿那曾经孤单的灵魂。第一次是郑儿的爱情,让他从女变成男,第二次则是母亲的鲜血,让他从魔鬼重回人间。铁血精神不等于杀戮和残忍,也不是戏剧所要着力表现的主题,所以结尾处罗怀臻不同于话剧的处理,而是笔锋一转,带出对光明和善良的向往,又要在忏悔当中,写满了对新生的期望。人生的寒夜迷途,对于兰陵王万般疲惫的灵魂,母亲和爱人的情才是心中的明月。那一刻不血腥,不扭曲,童谣响起,笔触轻轻,把人生的功业起落,放在笔墨之间,犹如沙河塘上春寒浅,看去心中缓缓归。
这是京剧和话剧不同的观感,京剧其实就更深化了主题,使得兰陵王不同于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犹豫主义者的命运悲剧,而兰陵王是践行主义者对真善美的向往。任何人性里都藏有恶的种子,所以艺术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就是不释放恶,而要永远保持理性的善。《大面》这一点在剧作的文学性上,有了现代性的高度。
优秀的舞台作品必须要有严肃的文学支撑。人们之所以进入剧场看故事,是因为故事是人生的隐喻,当代岂无前代事,座中常有剧中人,剧作家更是要通过故事来传递价值和承载情感,这是戏剧的任务,而表演就是要把这些真诚的感受,做一个有力的表达。当下的戏剧需要的不是虚假繁荣,而是有灵魂的诠释者,灵魂是一个人,也是一出戏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戏剧的灵魂正是它的文学性。
没有伤害传统,但不局限于传统
热爱和忠实于传统本身是不错的,但传统不是一切。马也先生在很多场合讲“传统是来时的路,不是去时的方向”,傅谨先生则说“如果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也不会知道要向哪里去”。我知道这是两句极为精妙的比喻,说尽了当下对“传统”的理解和困惑。
《大面》没有伤害传统,但绝不局限于传说中的传统。形式是传统的,但戏剧的精神和表演的形态都必须是跳入传统才能进入当下的,这才是京剧发展应该有的方向。
回看《大面》全剧的气氛处理,表现云遮雾障月明星稀,用细碎的琵琶声;表现出征的庄严、心绪的改变,用沉重的鼓声。天幕上巨大的面具全剧贯穿、始终存在。“夜叹”一场戏,蓝光渐渐隐去,沉重压抑的神武宫门层层裂开,狰狞的面具在天幕上突然隐现,高高俯视着孤独的兰陵王,舞台气氛的处理非常漂亮,这都是京剧的舞台上不多见的,但却是京剧的舞台上应该有的。郑儿神武宫的献舞一场,话剧表现得非常清纯,京剧的那一场展现得极为妖媚,用琵琶和古筝来伴奏,轻灵妖媚感呼之欲出。面具涅槃一场戏,表现兰陵王遭齐王暗算,被火焚烧,整个舞台上呈现出的虚拟火光,是全部运用舞台染色灯的滚动铺设和烟雾弥漫来写意性地表现火焰的,而演员则运用极端变形的身段技巧表现出被火焚烧的痛苦表演,这场戏跳出了京剧程式,用现代的肢体语汇,人声伴唱,达到了相当的视觉冲击力,一直到最后兰陵王僵尸倒地,箫声呜咽,达到全剧高潮的节点。这些都是传统中所没有的,但是一定是比传统做得更好的。
正因为不局限于传统的气魄,《大面》的表演才能与文学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戏曲和京剧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有持续的危机论,国家也对戏曲有多种渠道的扶持。其实哪里是戏曲发展的路到了尽头,而分明是应该转弯,戏曲需要进行转向和转型,也就是要完成现代的转型。
没有任何一种活生生的戏剧——无论是形式还是作品——可以孤芳自赏、高处不胜寒地不和当下接通。我们面对已经退出生活的事情还常常不习惯用淘汰这个词,总是以美好的怀旧情怀,将其习惯性地一律视为经典和应该继承的东西,但其实过去只能是历史,传统也只能是历史。我们从过去一路走过来,从传统走过来,无论去哪里都要保持不断地在沿途和周围对话的能力。这个“沿途”,正是当下。能够和当下持续性的对话的作品,才有力量继续走向未来,那样的剧,就是经典,那样的剧作者和表演者,才是清醒的艺术家。
京剧不应该是炫技,不是老戏迷口里津津乐道的“玩意儿”,那并不是现代的剧场艺术。要真正成为国粹,要和人类文化遗产的身份相适应,京剧就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伪存真。

静穆的舞台上高耸着一张狰狞的面具,这一强烈的视觉符号成了京剧《大面》的主线。在这个讲述人性异化的故事里,编剧抛给观众一个问题:到底是面具控制人的本性,抑或人的本性如此,只是通过面具释放了出来?
这是一部中国式的《哈姆雷特》,表现了公元6世纪的北齐王朝,兰陵王高长恭沉湎于伶人身份,取悦于弑兄娶嫂、篡夺王位的叔父。王后为了唤醒沉沦的儿子,设计让先王鬼魂“复活”,用“神兽大面”激发了兰陵王的血性。兰陵王请缨率兵击败了北周军队,凯旋归来夺回了王权。为了救赎已杀戮成性的儿子,王后毅然用自己的鲜血,让兰陵王终于卸下了神兽大面,复归善良本性。
“大面”,起源于古代傩舞文化,后来成为古时乐坊的面具,是后世戏曲脸谱的雏形,也是代表中国戏曲文化精髓的符号和原型。“神兽大面”作为该剧的美学符号,与人物命运的转变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张古老的面具,厚拙、色彩艳丽,充满了魔性,时而给人一种恐惧,时而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编剧巧妙运用了“神兽大面”这一道具,展示了北齐“兰陵王”的两面人生。
“音容兼美兮,貌柔心壮。诞于皇族兮,身陷罗网。头戴大面兮,性情掩藏。孰为羔羊兮,孰为豺狼”……伴随着壮怀激烈的《兰陵王入阵曲》,大幕缓缓拉开。让观众吃惊的是,兰陵王的首次亮相是以女装优伶入场。此剧出奇制胜,京剧武生反串花旦,素来以英武硬汉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翁国生,以花旦惊艳亮相。珠光宝气,红裙翩翩,亭亭玉立,移步换形。片花满台飘飞,长袖凌空飞射,好不迷人。原来自幼习武的“兰陵王”当起了伶人、演化为弄臣。这是兰陵王的第一张面具。为了在宫廷之中存活下来,兰陵王屈意奉承,隐藏本性,只为一线生机。
被齐王封为“可人儿”的兰陵王在母亲以及旧臣的安排之下,带上了父亲征战留下的“神兽大面”,由此激发内心阳刚血腥,奔赴战场之后,夜袭敌营,大胜回朝,成为战神。
在没有接触大面之前,兰陵王与一群宫廷伶人快乐自在地厮混在一起,领舞吟唱,得意于“胭脂花粉赛芙蓉”“风情万种乱雌雄”;带上大面之后,兰陵王骁勇无比,所向披靡,但内心却变得冷酷残暴,嗜杀成性,人性再次异化。得胜归来,他果断处置了叔父,更被仇恨迷了眼,放逐了自己的母亲和亲随。成为孤家寡人的兰陵王陷入了无法摘掉大面的痛苦中。面对着需要亲人之血才能溶掉大面的魔咒,兰陵王的母亲毅然拔下发簪自尽而亡,让自己的孩子得以回归人性与善良。这也是该剧发展的高潮,悲剧的结尾让人动容。
之所以说这部戏是中国版的《哈姆雷特》,是因为它的故事主线和悲剧性与《哈姆雷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曾为哈姆雷特的悲剧深深感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要在“拔剑反抗”和“默默忍受”中做出选择,也就是选择“生死”。
这种选择也是《大面》在展示人物性格时强调的动机。兰陵王从刚开始的唾面、祭面、戴面,最后到卸面,无一不是选择的结果。然而每一次选择都隐含着大悲怆大隐忍。选择成为优伶,选择成为王者,选择戴上面具,选择回归人性。
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一部戏剧成功的保障,也是戏剧最主要的魅力。这部戏最让人惊艳的是翁国生,不仅要保持一位武生的表现技巧,演活一个堂堂须眉的王者形象;还要演绎出作为一个宫廷伶人的阴柔与妩媚。在舞台上,他长袖曼舞,娇声吟唱,媚眼顾盼,身姿飞旋,把两条约有两米半长的戏曲水袖舞得风生水起,直让观众叫好。待到“切换”成王者兰陵王时,翁国生雄姿英发,虎虎生威。
编剧对兰陵王的刻画,跳脱了过往同类题材的窠臼,将故事注入了人性异化和复归、灵魂本真与人格面具关系的深刻哲理,亦是大胆创新。
本剧的武戏尤为可圈可点。在北周与北齐的“夜袭”一战中,趟马、走边、开打,场面精彩。跌扑翻滚、跳跃腾飞,充分运用了传统京剧武打的“把子功”“毯子功”“挡子功”等程式技巧,生龙活虎,个个功夫了得。演员们把快捷迅猛的京剧“把子功”,腾翻惊险的京剧“毯子功”“跟斗功”,三险四砸的京剧“档子功”,金锤抛接、银枪飞舞的京剧“出手功”干净利落地一一呈现,获得了满堂喝彩。
粗粝、雄浑、古朴,宛若陈年老酒。这部戏的舞美也颇费心思:设计得洒脱、凝练,围绕着“大面”这个关键词,将它作为一种符号把大面画在可移动、可开合的屏风上。根据剧情需要,或挂上“神兽大面”,或用先王画像为背景,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舞台的纵深感,写意高于写实,具有隐喻性和意向性特点。
南派京剧武戏的风采 ——翁国生和他的“悲情京剧”
原创:陈青(刊登于《中国戏剧》)
翁国生,13岁首次登台,他选择的戏曲艺术之路是最为艰苦的京昆武生行当。40多年的演艺生涯,多次严重的舞台意外受伤、患病都没有阻止他努力前行的倔强步伐,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使他成为了目前全国戏曲界不可多得的跨界于演员、导演、院团管理之间的杰出人才。1996年,他凭借独创的南派京剧武戏《飞虎峪》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2014年他又以大型悲情京剧《飞虎将军》在第10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表演奖。作为戏曲导演,他至今已导演了音乐剧《寒号鸟》、音乐话剧《水姑娘》、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玉簪记》、锡剧《林徽因的抗战》、白剧《愉城圣母》、越剧《丁香》《乌衣巷》和京剧《镜海魂》《藏羚羊》等近60多部优秀舞台作品,获奖无数。作为戏剧院团的管理者,他所率领的浙江京剧团不断创作出新作品,在全国京剧的大版图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位置,走出了一条个性化发展的艺术道路,获得了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的殊荣。
几十年的从艺之路,翁国生一直有着自己的艺术思考。传统戏曲多喜欢大团圆结局,而翁国生却对“悲剧”那种将人心撕裂给人看的独特戏剧张力甚是偏爱,“悲剧更能引人深思,更能撞击人的灵魂,更能张扬人性。现代观众思辨性强,他们希望在看戏的过程中能体验一些感悟和反思的东西,包括人生的种种哲理。” 10年前,浙江京剧团推出了“悲情京剧三部曲”之一的《王者俄狄》,以国粹京剧的独特表现手法演绎了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性创作引起了国内外戏剧专家极大的关注和好评,并构架起东西方戏剧交流的文化桥梁。《王者俄狄》接连8次走出国门,参演了欧洲、美国、中亚和日韩举办的多个国际实验戏剧节,不仅捧得国际金奖,而且市场演出了126场。时隔5年,2013年翁国生和他的创作团队又创排出“悲情京剧三部曲”之二《飞虎将军》,讲述了残唐时期传奇人物李存孝的悲剧人生,这部戏是从京剧南派武戏仓库里深挖出来的“好宝贝”,是弘扬发展“盖派武生艺术”的大型武戏剧目。翁国生说:“《飞虎将军》在京剧悲剧的创新开拓上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并开掘出‘浙京’新创大戏的演出新市场,不仅获得了诸多国家级艺术奖项,而且在全国各地连演了205场,赢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 2016年9月,“悲情京剧三部曲”压轴之作《大面》被搬上舞台,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被誉为是一部努力回归戏曲本体但融注了强烈创新意识的人文好戏。
作为一直来潜心传承和创作南派京剧武戏的地方基层京剧团,“浙京”的南派京剧武戏从来不曾让观众失望。《宝莲灯》《哪吒》《飞虎将军》连续参演了3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热情肯定,《大闹天宫》《青蛇》《智激美猴王》,常年巡演基层草台,深获农村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在这部独具匠心的悲情京剧《大面》中,浙京南派武戏的独特展现更是震撼人心。无论是战争场面,还是剧中人物矛盾冲突剧烈的戏剧气氛场面,演员们所展现的出征、探营、大战、凯旋,心理极端痛苦的挣扎、扑火、扯面、杀贼以及肢体上刻意发挥的翻滚、扭曲,运用的都是京剧武戏中各种腾翻、把子、出手和连环档子等高难度技巧。剧中最出彩的是“兰陵王”月夜登高窥探敌情时,灵巧地掏翎子、压翎子、耍翎子的独特身段造型,高难度地抛枪、耍枪、转枪、背枪、绕枪的出手技巧,快节奏地涮腰旋转、拧腿翻身组合,伴随着昆腔曲牌的唱念并舞,尽显翁国生的独特“武功”。戏中“兰陵王”几大段发自人物内心的独白和演唱,也给观众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全剧最后从王子复仇胜利逆转成了王后用鲜血和生命挽回兰陵王人性的母爱绝唱,以此来表现兰陵王对“人”的不断发现。我究竟是谁?这是真正的我?我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大面》背后的哲理叩问与心灵追寻。观众不仅从演员精彩的南派京剧武戏表演中感受到国粹京剧的独特韵味,还能从戏的激情演绎和深刻传递中感受到剧中人物生命的震颤。